刘进宝：继承、发展与创新——读张国刚教授《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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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发展与创新
——读张国刚教授《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刘进宝
说到中西关系史，大家自然会想到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之路。早期的中西关系或丝绸之路研究中所说的“西”，就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西域”，也即陆上丝绸之路到达的地方，如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北非等。实际上，中西关系史并不仅仅是中原与西域，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是包括很广的范围，指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关系。
一
由于中西关系史涉及的面实在太广，前人都侧重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20世纪30年代初，向达先生出版的《中西交通史》[1]，是国内第一部以“中西交通史”命名的著作，其范围是“中国同欧洲诸国在政治同文化方面初步的交通情形，作一鸟瞰的叙述”。全书共分10章，即中国民族西来说、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可波罗诸人之东来、十五世纪以后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十八世纪之中国与欧洲、十三洋行、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大开。从目录可知，《中西交通史》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即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但由于每位学者的知识面局限，或写作体例等方面的限制，不可能都面面俱到。如向达就知道自己的书“遗漏太多，如中俄的关系，就有不少的漏洞。”[2]从《中西交通史》的内容可知，它与向达先生此前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3]的范围基本一致，也将时间“断限始于张骞之通西域，止于乾隆之禁西教”。[4]由此可知，中西交通史实际上就是中外关系史。
张国刚先生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共100余万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的副题是“从张骞到郑和（1500年以前）”，下卷的副题是“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1500年—1800年）”。通观全书，可知其研究的时段长、范围广。作者指出，中国人对“西”的认识是渐进式的，最早仅仅是“西域”，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知其所处地域比历史上所接触的地方更西，则“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并称为“泰西”“远西”，以便与早期的“西”来区别。中国古代史书中的“西海”可能指波斯湾，也可能指黑海或地中海。明前期的“西洋”大体指今南海和印度洋地区。到了晚明盛清时期，“西洋”已特指欧洲。（第3页）所以，本书所研究的“中西文化关系史或者交流史，并不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关系史的总和，而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认识、交往和对话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和他者对话的历史。”国刚教授将中西文化关系分为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15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的海上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晚明前清时期，从1500年至1800年，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抑或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成为俄国人的专利”。（本书导论第5—6页）由此可知，本书所说的“西”并非狭义的“西域”，而是“广义的西，就是中国以外的异域，包括古代的西域、印度、阿拉伯，直到近代的西方（欧美）”。[5]
这样长时段、宽视野的著作，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完成的。我们这一代新三级学人（77、78、79级本科生和78、79级研究生）由于受教育的局限，研究的方向或重点大多聚焦于某一时段或某一问题，缺少全面、综合与长时段的学养。国刚教授早年随杨志玖先生学习隋唐史，其《唐代官制》[6]，尤其是《唐代藩镇研究》[7]，就奠定了他在唐史领域的学术地位，随后唐史研究的面不断拓宽，又出版了《佛学与隋唐社会》[8]、《唐代家庭与社会》[9]等，在唐代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成果，这在新三级学人中是很难得的。
除了唐史研究外，国刚教授另一个有突出成就的领域，就是中外关系史研究。1989年，应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国刚教授“到德国各地访学，访问了包括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海德堡大学、特里尔大学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设有汉学系的德国大学，同德国同行们进行会谈、讨论、交流，参加他们的学术报告会，阅读他们的研究论文，还应聘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史课程，因而对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所了解。”[10]由此而进入了中外关系史领域，在南开大学招收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相关课程，编著了《中西文化关系史》[11]的教材。并将关注的重心从隋唐延伸到了明清，在出版了《德国的汉学研究》后，又出版了《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12]、《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13]、《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14]等明清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论著，发表了一系列中西关系史的论文，其中结集的就有《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15]。正如陈高华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他在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同时对中西文化关系史亦怀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刚到欧洲著名大学讲学十年，对西方汉学有深入的了解，转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主要研究方向”。
读国刚教授的学术论著，感觉比较亲切，即史实准确、材料充实、语言生动、通俗易懂。这是因为国刚教授善于做学术普及工作，写作中首先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考虑。早期在研究唐代官制时，其相关内容就曾在《文史知识》连载，《德国的汉学研究》、《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16]，也是先在《文史知识》上连载后才整理结集的。此外他还有普及性的《中西交流史话》[17]、《家庭史话》[18]、《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19]等。相对而言，普及性论著更难写。国刚教授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初期，就注重普及性论著的写作，从而使他的语言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这在当今是非常难得的。
二
人文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主要是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可能会有所发展和创新。所谓继承，就是要对经典著作、主要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认真研读，深刻领会。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问题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准确、通俗易懂地叙述（写）出来，这就要求概念清晰、史实准确、符合生活等基本常识。在继承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点思想的火花闪现，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甚至创新，那就非常不错了。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就比较好的体现了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史实进行钩沉，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大月氏是最初居住在河西敦煌、祁连山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秦汉之际被匈奴打败后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又迁到阿姆河上游，从而进入了中亚。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想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东汉初期，大月氏中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征服了其他翕侯后建立了贵霜帝国。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公元78年班超到西域不久就与贵霜建立了正式联系。“据文献所载，佛教就是在东汉初期由贵霜传至中国。”（《中西文化关系通史》第72页。下面凡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
康居是中亚的古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它位于今撒马尔罕。河中地区在古代称索格底亚那（Sogdiana），简称为粟特，是中亚的中心。位于西亚的萨珊波斯于公元三世纪兴起后，不断进攻贵霜帝国，使其逐渐衰落。原居阿尔泰山一带的嚈哒人（中国文献称滑国，西方学者多称白匈奴）也在此时崛起，约在四世纪中叶（366—376年间）建国，并进入中亚，征服了粟特地区，导致粟特地区统一的康居王国消失，并在当地出现了一系列城邦国家。此后又南下攻灭了贵霜，并取代贵霜成为中亚的头号强国。
嚈哒在中亚的霸主地位约保持了二个世纪，突厥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开始在北方崛起。公元554年，突厥木杆可汗（553—572在位）与波斯君主库斯老一世建立了反嚈哒的同盟，于558年打败了嚈哒。此后，突厥代替嚈哒成了中亚新的霸主，直到公元七世纪唐朝势力进入中亚。
由于嚈哒征服了河中地区，原来的“康居”这个国家就消失了，中文文献中也就再没有“康居”的记载了，但“同一时期关于粟特地区的文献记载表明，该地出现许多城邦国家，如粟特、悉万斤、迷密国、者舌国等，它们就是以前被康居统属的各小国，随着康居解体而获独立。这些小国在南北朝后期逐渐演变成康、安、石、米、何、史、曹等昭武诸国，其中最主要的是粟特和悉万斤，即后来的安国和康国”。（第74页）
大月氏、贵霜、粟特、康居、嚈哒、昭武九姓等，都是中亚历史上重要民族或邦国，其历史发展复杂多变，但国刚教授却用很少的笔墨将其发展活动轨迹简明准确地叙述出来。
关于隋唐时期与中亚的往来，本书的记述虽然简略，但很具体，即唐朝在中亚设立羁縻府州，只是名义上将这些地区划入中国的版图之内。“这一时期于中亚粟特地区正式出现的安、康、米、石、史、何、曹、火寻、戊地等昭武九姓国家也频繁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嗣后因阿拉伯人向中亚扩张及唐王朝与阿拉伯的势力在中亚交锋，这种联系更加密切。”（第75页）
隋朝时期，中亚在突厥控制之下，唐初平定西突厥后，在原隶属突厥的各地建立了羁縻府州以屏卫安西、北庭都护府，如康居都督府（康国，今撒马尔罕）、大宛都督府（石国，今塔什干）、休循州都督府（拨汗那，今费尔干纳）、安息州（安国，今布哈拉）、贵霜州（何国，今卡塔库尔干）、佉沙州（史国，今沙赫里·沙勃兹）等等。“唐朝政府对羁縻府州实行一种非常松散的控制形式，但因唐朝国力上升，国内经济贸易繁荣，国际交往频繁，在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为昭武诸国商人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因而这些国家主动而频繁地向唐王朝遣使朝贡。”（第76页）
当大食在西方崛起后，阿拉伯人就开始进军中亚，“中亚诸国都希望唐朝能直接出兵，但因路途遥远，大食也未危及安西、北庭，而唐朝的心腹之患始终是突厥残部，所以唐政府只是通过支持突骑施来帮助中亚诸国反抗大食。”不幸的是，公元738年，唐王朝支持的突骑施可汗苏禄被部下所杀，其子吐火仙即位后，改变了原来的亲唐政策，唐朝只得联合中亚诸国出兵突骑施。平定突骑施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也为了声援中亚诸国对大食进攻的抵抗，唐朝对中亚甚至西亚一些国家的首领进行大规模的封王举动，如封拨汗那王为奉化王、石国王为顺义王、西曹国王为怀德王、康国王为钦化王、米国王为恭顺王、安国王为归义王等。唐王朝的“封王之举同羁縻府州政策一样，仅是对这些地区的名义羁縻，但它至少反映了唐朝在中亚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和这时期中亚与中国的紧密联系。”（第77页）
怛逻斯之战在唐朝与中亚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本书关于此次战争的记述比此前的论著更清晰明白。公元750年，中亚拨汗那国王与石国王不和，拨汗那求助于唐。安西都护高仙芝派兵讨伐石国，石国王请降，高仙芝假意接受，但却突然攻破石国，杀老弱、掳壮丁，搜刮财物，并于次年将石国王送往长安处死。石国王子求告于西域各国，各国皆怒，欲联合大食以攻唐安西四镇。于是次年（751）6月，高仙芝率领数万大军进至中亚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与大食呼罗珊总督穆苏里姆的大将济雅德·布·萨利赫的军队对峙五天。战斗中，臣属于唐的葛逻禄部突然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两万余人为大食所俘，高仙芝仅带几千人撤回安西。“由于此次外交处置失当，唐在中亚粟特地区的原有优势不幸丧失殆尽。此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四镇边兵东调长安平叛，使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又乘机攻陷河西、陇右，切断安西、北庭与唐朝中央的联系。唐王朝无力西顾，自此逐渐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贞元六年（790），吐蕃攻陷北庭，中亚诸国与中原的直接联系就此中断。”（第77—78页）
前已述及，人文科学的论著，首先就是史实准确，概念清晰，本书在这方面是比较好的。例如，当谈到中西文化交流时，首先要明确“西域”的概念和范围，历史上的“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而且其范围还在不断变动。除了地理概念的“西域”外，它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它是作为“内地”的屏藩。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所以斯坦因将其称为“亚洲腹地”。因为这一地区四面环山，斯坦因就认为它“阻隔”了古代文明的联系。国刚教授则认为，“这道天然屏障并未完全隔离周围世界，一些翻越高山的进出口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形势免遭彻底同化。所以，西域地区其实是世界文明的交汇点，两河流域的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特点的独特文化。”（第24页）
同样，要谈郑和下西洋，就要明确“西洋”的概念和范围。国刚教授指出：“所谓‘西洋'，当时并没有严格界说，大体是以今加里曼丹岛为界，即今南海和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和地区，与后来所说的‘大西洋'没有关系。”（第138页）至于《史记·大宛列传》称条支“临西海”的“西海”，其具体位置虽然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及黑海。（第143页）“南海”之名历史悠久，“通常泛称中国南方及其附近海面，有时兼指今天之东海。到唐代，‘南海'除了指中国大陆以南的海域，也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唐代史书中的“昆仑”就是“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第144页）这样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的叙述，正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论著所必需的。
三
当然，笔者也并非完全赞同本书中的所有观点，如关于中国和大秦（罗马）之间的联系，作者引用《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所载永元十二年（100）“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将其与公元二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地理学家马利努斯《地理学知识》中所记马其顿商人梅斯相联系。认为“无论从时间、地点还是人物看，《后汉书》所谓蒙奇和兜乐（勒）使臣无不与马利努斯所说之梅斯代理人的商团吻合。而这个商团会在公元100年来到中国，概与此前不久甘英出使一事在安息留下重要影响有关。梅斯商团很可能在甘英出使大秦时就从当地得知了东汉使者的消息，更或者他们曾在安息相遇，从而激发了罗马商团前往中国的热情。”（101页）这样的推理虽然史料依据不是很充分，但还是值得肯定的，起码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作者进行这个推论的前提是：“近来学者们研究认为，《后汉书》之‘蒙奇'就是马其顿的音译，而梅斯正是马其顿商人，‘兜勒'应为推罗之音译，那是马利努斯的老家、地中海滨的著名商埠，无疑也是梅斯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据点。”张星烺首先提出“蒙奇”即马其顿，林梅村同意这个看法，并指出“兜勒”就是“推罗”。[20]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如杨共乐就认为，“这种解释很难成立”，他提出“西域蒙奇兜勒”并非指“蒙奇”、“兜勒”，两者不能分开，应该是“蒙奇兜勒”，它是指罗马属下的马其顿。[21]又如，余太山认为，“蒙奇”为Margiana对译，即安息的边缘省份，“兜勒”即大夏，当时属于贵霜帝国。[22]因为这涉及到推论的前提，应该出注说明，使读者能够按图索骥，便于思考和取舍。
中国古代与罗马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个“罗马”经历了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演变。其中就涉及到“大秦”“拂菻”等称谓。其中的“大秦”，有多种解说，《三国志》卷30注引《魏略》称大秦“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23]《后汉书》卷88《西域传》曰：“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24]方豪先生认为，“《后汉书》显系抄袭《魏略》，惟《魏略》并未谓以其类似中国人，而称之曰‘大秦'。至《后汉书》，则‘大秦'与其民之貌似中国人，已由作者为之确定关系。”但考之史实，则“其说无据”。[25]《魏书》卷102《西域传》曰：“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26]国刚教授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排比后指出：“揆之历史，并不能确证中国人曾被外人称为‘秦'。”那么“大秦”从何而来？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黎轩与大秦》中认为，大秦为古波斯语dasina的译音，原意为右，因罗马在安息之西，故被称为西方之国或西国，而右即西。中古波斯语省去了尾音a而为dasin，即被汉译为“大秦”。《魏略》曰：“在安息、条枝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27]《后汉书》说“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正因为有海西的记载，“故后人称罗马帝国曰大秦，实犹明末人之称欧洲为‘远西'‘极西'‘大西'，亦犹今人称欧洲为‘泰西'或‘西洋'。”正因为“大秦”称“西方”，“故其地域不定，远近难分：远则称欧洲，称罗马帝国，近则称印度，称印度附近诸国。”[28]张国刚先生认为，目前看来，藤田丰八的解释“似乎是最合理的一种说法”，（98页）但未参阅方豪的辨析。
早期的“大秦”，隋唐时期又成了“拂菻”，关于“拂菻”的解说已经很多，林英有专著《唐代拂菻丛说》[29]进行研究，张绪山也对其名称语源作了辨析。[30]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没有必要在102—103页进行考辨。
另如“丝绸之路”名称的含义，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是所谓引自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第454页：“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一说法在日本学者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31]中就有了，最有影响的当是林梅村先生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32]。后来的许多学术论著都曾沿用此说，包括笔者本人也是如此。实际上，李希霍芬的《中国》书中不仅没有这样的表述，第454页甚至连“丝绸之路”一词都没有出现。国刚教授可能对此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中写道：“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transoxiann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中国古代称之为‘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33]即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定义出自《中国》。在本书中，国刚教授又做了修正：“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第30页）则将出处从《中国》变成了《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并注明是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岩、王彦会译本，但未注明页码。实际上，《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并非1877年出版，而是在李希霍芬去世后的1907年出版的，其中也没有这一段话。具体的辨析参阅刘进宝《关于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命名的辨析》[34]。
以上是笔者阅读《中西文化关系通史》的读书札记。通过阅读可知，本书史料丰富、语言平实，既能将相关史实清晰明白地讲述出来，又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还能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给予概括和总结，是一部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的优秀学术著作。但由于本书涵盖的时段长、范围广，许多内容笔者并不熟悉，也没有能力提出意见。即便是提出的个别看法或意见，也不能说一定正确，即使是正确的部分，也不能证明笔者比国刚教授高明，只是研究的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
本书的编校质量比较好，但还是有个别的错误，如第30页正文和注释中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误为《李希霍芬旅行中国日记》；第76页倒1行“突骑师”应为“突骑施”；第98页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西北古地研究》的译者“杨錬”误为“杨炼”，但第796页的参考文献又是正确的。希望再版时予以改正。
[1] 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
[2] 向达《中西交通史》，叙论第1页。
[3]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0年。
[4]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作者赘言”。
[5] 本书马克垚序二。
[6] 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
[7]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增订版。
[8] 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9] 张国刚《唐代家庭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年。
[10]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第2页。
[11]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12]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3]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 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 :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5] 张国刚《文明的对话 :中西关系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6]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17]张国刚《中西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8]张国刚《家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9]张国刚《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20] 详见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21] 杨共乐《早期丝绸之路探微》第8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2]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3页。
[23] 《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860—861页。
[24]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9页。
[25]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33—13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26] 《魏书》卷一○二《西域传》，第2276页。
[27] 《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60页。
[28]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34页。
[29]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
[30] 张绪山《“拂菻”名称语源研究述评》，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31]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2]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33] 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第26—27页。
[34]刘进宝《关于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命名的辨析》，《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2期。
（本文原载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49—257页，引用请核对原文）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暨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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